“我看也不短。”她拿起杯子，发现已经喝光，又放下来。“你难道不能请个保人吗？”

“原来是这么回事。得自己请？”

“是的。”

“我请你怎样？”

她摇头：“第一，你应找个男保人。第二，我戒酒的时间还不长。第三，我们是朋友。”

“保人不能是朋友？”

“不能是两性之间的朋友。当然是戒酒会的朋友。第四，这人应该是你所在地区戒酒小组的成员，能经常接触。”

我不大情愿地想到吉姆，“有个人我常能谈谈。”

“找个你能说话的人很好。”

“不知我能否与他深谈。大概可以。”

“你尊重他清醒的见解吗？”

“这是什么意思？”

“喏，你”

“今天傍晚，我告诉他我对报纸报导感到不安。那些大街上发生的罪行，人们互相采取的残酷行动。简，我受不了。”

“我理解。”

“他说，那就别再看报纸了。你笑什么？”

“人家也只能这样回答。”

“就像有人说起最倒雷的事：我丢了工作，我母亲患癌症而死，我还不得不把鼻子摘除，但我今天没喝酒，所以我应当感到自己是胜利者。”

“他们果真像这样吗？”

“有时是。你还笑什么？”

“我还不得不把鼻子摘除。摘除鼻子？”

“别笑了！”我说，“我说的是严肃间题。”

过一小会儿，她讲起她的一个亲戚在儿子被肇事逃逸的司机撞死之后的事。这人到戒酒会上谈出来，从他的戒酒小组汲取力量，他显然得到全体成员的精神鼓励，继续坚持戒酒。清醒的头脑保证他在经受内心痛苦的同时，成为他家庭其他成员的精神支柱，妥善处理了此事。

我不知道能够承受内心痛苦会有什么美妙结果。接着联想起几年前我的流弹给六岁女孩伊斯特雷莉塔造成致命伤的情景，如果我当时不去醉酒，又会是什么结果。可我只想用烈性威士忌镇住羞惭的内疚。自认为那样做是最好的办法。

也许那不是最好的办法。世上既无捷径，也无回避之路。人都应当经受难题的考险。

我说：“反正你不担心在纽约被汽车撞着。可这种事像别的地方一样时常发生。他们逮住那个司机了吗？”

“没有。”

“那小子可能喝醉了。司机经常这样。”

“或许他已不省人事。第二天醒酒后还不知他干了什么。”

“上帝，”我说着想起那天晚上发言的用刀砍死自己同性恋伴子的人，“在这座绿宝石城里，有八百万人和八百万个故事，也有八面万条死亡之路。”

“的危险城市。”

“我是这么说的吗？”

“你说的是绿宝石城。”

“是吗？它出自何处？”

“绿野仙踪记得吗？堪萨斯的多萝西和托图，还有朱迪加兰走上彩虹桥……”

“我当然记得。”

“沿着黄砖铺成的路，就能走到绿宝石城，那里住着美丽的女仙。”

“我记得，还有稻草人，锡人和胆小的狮子。我全记得。但我脑子里怎么实然出现绿宝石这个词儿呢？”

“你是个酒鬼，”她解释，“你的脑细脑已经不健全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点头，“一定是的，”我说。

我们准备就寝时天已蒙亮。我裹着两条备用的毯子躺到长沙发上。起初我以为自己无法入睡，但疲顿之感像巨流一般压来，我什么也不再想，让它随便带我去什么地方。

可我睡得像死人一样，什么也不知道了。即使做过梦也记不起。是滤咖啡和炒猪肉的香味把我唤醒，我冲个澡，用她放好的电动刮胡刀刮过脸，穿好衣服，走到钢架松木板餐桌前与她坐到一起。我就着炒鸡蛋和炒肉片吃起带桃酱的纯面粉松饼，喝起橘子汁和咖啡，想不起什么时候胃口有这么好。